发布时间： 2003-4-28 作者：谢爱华
一、“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维特根斯坦就这样以神秘的朦胧诗一般的语言结束了他的《逻辑哲学论》。就是这本不到10万字的格言体著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流派，扭转了20世纪哲学的方向。它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小组”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被逐字逐句的朗诵和讨论，而维特根斯坦本人却以他特有的高傲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W·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如鹰鹫般棕色而瘦削的面孔，目光深沉有神，举止灵活有力，特立独行，天马行空，没有恋爱，没有婚姻，没有朋友……这就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革命中神话般的英雄。
还有，一个同性恋者，抑郁症患者，多疑，狂躁，伴随一生的“自杀情结”，生前身后的荣辱毁誉……这也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分析的天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未经作战即成为意大利人的战俘。而《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即是在战火纷飞中完成的。
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
被捕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
什么是“可说的”？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什么是“不可说的”？
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激情。想象。直觉。形而上的本体……一切可以赋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之物，以至不能被说，只能在沉默中显示。
凡不可说的，只能显示。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在写给好友冯·费克尔的信中如此解释他的《逻辑哲学论》：
“本书的观点是伦理的观点……也许这是开启这部著作的一把钥匙……：我的书由两部分组成：这里描述的部分加上所有我还没有写的东西。确切地说，正是第二部分相当重要。”
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生命和文化永远高于自然和技术。
于是：
“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何等简洁、明了；何等单纯、透明。一如主人的衣着，简朴、整洁；一如主人的住所，一床、一椅、一桌，几盆鲜花。哲学的空间纤尘不染。
简洁与单纯是哲学的最高境界。能将哲学还原至此境界的思想者，非大师莫属。
我们还需要说什么，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
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剽窃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时，维特根斯坦大度的一笑：“我不在乎一个小孩偷了我的一个苹果。”
因此，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终结了。因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
维特根斯坦有力地挥动手臂，大声向世界宣告。
维特根斯坦走了，走的如此潇洒从容，充满自信。
二、乡村教师
维特根斯坦离开了哲学的王国，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到奥地利三个偏僻的乡村当小学教师。
那些偏僻的小山村，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历史学家将永远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名字；而那些有幸受教于维特根斯坦、如今大部分早已作古的村民，也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曾经和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一起生活、学习。
维特根斯坦曾多次表示不愿意做大学教师，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律师的墓碑上刻着：“这儿躺着一个律师，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过路人看见后惊讶的说：“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地方居然躺得下两个人！”
但维特根斯坦那过于直露的自白仍然让我震惊！不仅因为我生活于有着“天、地、君、亲、师”的文化传统的中国，教师被视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更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大学教师，我内心深处时时由衷的泛起一种职业的自豪感。
直到有一天，某个突然发生的情境闪电般击中了我的生活，若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内心事件”（借用萨特的术语），我也许永远无法体认维特根斯坦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情感冲突。
那是在别人看来一件极不足道的小事：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几乎像一个动了感情的演员，深深沉浸于自己的角色，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我和萨特一起为人类的自由呐喊，和尼采一起感受“上帝死了”对西方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和加缪一起思考人生的荒谬与永恒的“存在之谜”，和弗洛伊德一起向人性深处最隐秘的角落开掘……我讲述着公元前800-600年，那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个诞生了佛陀、耶酥、穆罕默德、孔子、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使无数世纪的人类心灵沐浴它的绚烂与壮丽……我深陷于自己的激情不能自拔，以至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我渴望与年轻的心灵对话，因为我深知，智慧的交流与碰撞如同电光石火，是人类思想保持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一阵短暂的寂静后，台下一个声音悠悠响起：
“老师，请问考试怎么考？”
我的脑袋突然出现空白，我一下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我的自尊和自信一瞬间被彻底击垮。
据维特根斯坦说，在剑桥的讲台上，有一天，他脑袋里突然出现空白，面对学生，他突然感到无话可说。
那么，当他来到偏远的乡村，面对那些嫩稚单纯、未被世俗污染的孩童，他是否由衷感到了灵魂的安宁与幸福？
我深深理解维特根斯坦。
三、“反哲学”的哲学家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6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涯，不仅抚慰了他那颗浮躁的灵魂，而且他对哲学也有了新的体认。
他重返哲学的王国。而这一次，他是以彻底“反哲学”的斗士的姿态出现在哲学舞台上。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典还是现代，我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后期维特根斯坦那样如此极端的反对哲学、并强烈要求取消哲学的“哲学家”。
“哲学是我们的理智冲撞语言的界限留下的肿块。”
“哲学在于语言的误用”，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的结果。
“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
“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号召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迷途知返，回到清楚明白、单纯简洁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这是对人类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彻底“解构”，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就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不到20年，利奥塔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言游戏”的概念“解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他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哲学家用以“解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万能武器”。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无论是利奥塔、福柯还是德里达，其“解构”的锋芒几乎指向每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领域，却惟独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尊他们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鼻祖……
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中，不仅将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相提并论，而且富有创见性的认为，西方思想的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体认到的是西方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映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浸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这是对深深浸淫于启蒙主义“现代性”西方社会的警世危言——和尼采一样，维特根斯坦来的太早了！
四、代“后记”：Heal博士、罗素与维特根斯坦
1998年，一个酷暑难当的盛夏，“中、英、澳哲学暑期学院”在北京某高校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此学院的创立与享有盛誉的英国哲学大师A. J. 艾耶尔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位与石里克、罗素、卡尔纳普等共同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从而扭转了20世纪哲学发展方向的哲人，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基金，开办一所哲学学院，用于培训有志于科学哲学事业的中国学人，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交流搭起一座桥梁。学院每年暑假在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开办一届，为期一个月，它实质上为中西学人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砥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论坛。走进学院礼堂时，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