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10-13 作者：伯林
观念史宏富多端，无确切的领域，更看重确切性的各学科专家难免对之狐疑，不过，观念史有其惊喜与报偿，比如，当发现我们文化中某些常见价值远比想象的更为晚出之时。在中古时代，正直、诚挚就不是受到敬重的品性——事实上，根本就无人提起过；那时重视的是理论上的客观真理，追求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正确的东西。今人认为多样性是可欲的，一致性则是单调、沉闷、乏味的，于人类之精神自由是桎梏，如歌德形容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论》为“永恒的黑暗，如同死尸”［1］；这跟传统观念恰好相反，直到17世纪末，这观念还很少遭受质疑：真理只有一个，余者均归错谬。今天之信奉宽容，不是当作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功利权宜，而是本质的价值；目前都在讨论自由与人权的概念，认为天才不受约束的意志可以挑战规则，蔑视任何层面理性的约束——所有这些在西方思想和情感的巨大变化中作用堪巨的因素，皆成于18世纪，它的后果体现在各种反革命潮流中，于当今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非常明显。这是一个宽泛的论题，本文不拟直接讨论，只提醒注意一个角落。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获得了迅猛发展。对此可做多种解释：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所向披靡，尤其是技术发明及由此而致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给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新的国家、阶级和统治者兴起，并试图探寻自己的由来；古老的宗教和社会制度分崩离析，这既是文艺复兴、世俗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勃兴的原因，亦是其结果；这激起了人们对历史变化和新生事物的关注。历史研究，事实上是起源学研究受到空前刺激。催生了一种社会生活在持续进步、至少总是在经历着变迁和革新的感觉。有充分理由设想，自然科学新方法既然能解释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就也能解释社会的本质与规律。彻底发现这些规律，就能很好地解释过去、预言未来，把关于人类的预测从神秘的宗教先知、《圣经》启示的阐释者、占星术士和超自然玄学家手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条理井然的知识学科。
这期望激发了新的历史哲学，成为社会研究的全新领域。新一代预言家习惯于声称，他们对过去与未来的陈述具有科学有效性。有很多是夸夸其谈，有时甚至是自大狂的想象或者根本就是玄思，不过他们所取得成就之值得敬重要多出一般想象。孔多塞未免过于乐观了，他预言将出现一门综合、系统的关于人类的自然科学，可以之终结懒惰、无知和非理性而致的犯罪、愚蠢和痛苦。在1794年的黑暗狱中岁月，他描绘了一个生动、美好的新世界，由知识和道德上获得解放的人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组织而构建起来，一个各民族和谐的社会，艺术和科学不断进步，并实现永久和平。这当然是乐观过了头，不过，把数学、尤其是统计学方法应用到社会问题，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创性预见。
圣西门是个天才，众所周知，他预言了技术官僚统治秩序的盛行，谈到了科学、金融和工业组织联合的趋势，于其中，生产者须倚靠科学家，新的宣传群体——艺术家、诗人、富于感染的新世俗宗教传道者——将取代牧师，缺少这个群体，工业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转。他的门徒孔德呼唤、并预言一个权威式的精英阶层，以教化和控制理性但非民主、自由的社会及受过科学训练的公民。无需详尽阐述这预言之准确：技术与世俗宗教绝对权威的结合，在我们时代早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了现实。那些相信在新启蒙运动中，应该将偏见、无知、迷信及其在非理性的、压迫性的法律、经济、政治、种族和性别等制度中的具体表现应该一扫而空的人，他们的企望落空了。这不足以否定他们的洞见于引领西欧进入发展新道路的意义。这道路就是边沁和麦考莱所宣传的那种包罗万象的理性新秩序，这秩序困扰过密尔、托克维尔，亦为卡莱尔、迪斯累利、罗斯金和梭罗深恶痛绝，前此，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亦对之多有批判。到了傅立叶，对贸易和工业罪恶的攻击连篇累牍，认为无限制的经济竞争导致惟利润是瞻的人肆意破坏或窃取劳动果实；他抗议说，对广泛人类群体的集中控制导致了奴役和异化，他鼓吹消灭压迫，要求用缜密的职业指导将情感纳入到理性轨道，使所有的欲望、才能、趣味沿着自由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傅立叶此人确实有点怪异，这些理念却一点都不荒诞，事实上他所预言的很多东西现在都是常识。
托克维尔预测到民主的同等化将导致千篇一律，所有人都承认这不祥的预测料事如神，不管对他的药方作何看法，恐怕也没有谁会否认，卡尔·马克思也凸显了预言独一无二的力量，不管这预言有什么错，却指明了他那个时代发挥作用的某些关键因素，他的同时代人对此基本无知——即技术变化与文化是相互依赖、权力集中与生产资料私有化、无情的工业化、大企业的兴起与全面发展之间也是互相决定的，初期阶段，社会和政治冲突激化不可避免。他也不无成功地揭示出掩藏在政治与道德、哲学与宗教、自由主义与科学面纱下的这些冲突最冷酷的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和思想后果。
这些都是些比较重要的预言家，预言家当然不止这些。才华横溢而任性的巴枯宁比其对头马克思更精确地预言到一无所有的人必将揭竿而起，预感到这种情况更容易在那些大多数人仅能维持生存、任何剧烈变化都不会让他们有所亏失的国家出现——比如像俄国和西班牙这样资本主义最薄弱、原始的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地方，而不大可能出现在工业化水平最高、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因此，本世纪亚洲和非洲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的原因，在他看来，太容易理解了。再进一步：诗人海涅在路易-腓力普王朝初期谈到法国时曾预见到，日尔曼邻居将在历史记忆、怨恨与形而上学和道德狂热的刺激下，进攻法国，根除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将不受恐惧和贪欲的约束……就像基督徒，肉体的折磨享乐都不能改变他们”［２］，这些陷入意识形态迷狂的野蛮人将把欧洲变成一片沙漠。拉萨尔曾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并且可以说预见到了这个混合制度——即当代的人民民主，叫它国家共产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马克思则在对哥达纲领的评论中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
十多年后，雅各布·布克哈特预言到军事-工业综合体必将控制没落的西方国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权力日益扩张坚信不疑；杜克海姆警告社会陷入失序状态的可能性；之后是扎米亚京、阿尔丢斯·赫胥黎、奥威尔的梦魇，当下看来，他们半是讽刺者，半是预言家。所有这些预言中，有的现在还停留在预言状态，有的则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了，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海涅所预言的新哲学野蛮人，他们控制了种族主义者和新的异教非理性主义者的想象力。19世纪还涌现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和预言，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技术官僚主义的，最后还有那些满怀新式中世纪乡愁者的乌托邦，这些人向往着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远古礼俗社会——所有这些思想体系，时至今日，我们差不多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所有这些精致、自洽的大量未来学和幻想中，却有一个怪异的空白，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无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们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个缺了它的世界：它有自己虔诚的信徒、势不两立的敌人，有民主、贵族、君主的派别分野，它给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群众以灵感；奇怪的是，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但不夸张地说，它当是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之列，在一些地方还是唯一强大的运动；没有预见到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事实上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的未来——毕竟没人明确地谈论过。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被低估的摩西·赫斯，他于1862年在《罗马与耶路撒冷》中强调说，犹太人肩负着把共产主义与民族性融为一体的历史使命。但这仅仅是告戒而非先知的预言，这书除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外，恐怕没有几个人读过。
毋庸讳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了大多数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会议的行为，这种情况比国际联盟时代尤甚。不过我相信，这必将令19世纪的预言家们吃惊，而无论其思想和政治倾向。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社会和政治观察家，不管本人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都普遍地相信，这种情感会逐渐衰亡。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被看成是欧洲的一段小插曲。大多数人渴望成为一个与民族边界一致的国家的公民、有同胞之感，这种欲望被认为是自然的，至少是历史-政治发展的结果，这种历史-政治发展是民族意识发展的结果，亦是其原因，至少西方是如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和意识形态，并不（恰当地说是在我看来）等于民族意识。
最起码自亚里士多德，归属于一个愉快的身份群体的欲望被看作是人类的自然需求：家庭、氏族、部落、社会等级、社会秩序、阶级、宗教组织、政党，最后是民族和国家，所有这些都是这种基本需求实现的历史形态。可能没有任何具体的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跟食物、住所、安全、生殖等需求一争高下的重要性，但是其中有些形态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从柏拉图、波利比乌斯到马基雅维利、波舒埃、维科、杜尔哥、赫尔德、圣西门、黑格尔、孔德、马克思及这些人的现代子嗣，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这些形态的历史演变。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社会。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与信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群体的差异，且经常夹杂着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