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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好问及其《论诗三十首》

    文章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文章栏目:诗词小集    收藏本页

    壹‧元好问之生平行实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西元一一九○年),卒于元宪宗七年(西元一二五七年),是金朝诗文成就最高之作家,《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有传。据《金史‧元德明传》,元好问出生于名门之家,先祖鲜卑族,系出拓跋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元。远祖元结(字次山),为唐代开元﹑天宝间著名之文人。祖父元滋善曾任金朝铜山令,父元德明隐居不仕,以诗文知名于世,着有《东岩集》。元好问出生七月即过继叔父元格为子,元格为地方官,自元好问四岁起,就给与完备的教育,据说元好问七岁能诗,十一岁元格移官冀州,延聘学士路铎教他为文,十四岁又随继父移官陵川,受业于当时大学者郝天挺 (字晋卿,元代知名学者郝经之祖父) 更奠定了坚实之学术基础。


    元好问二十岁时学问已有小成,却不急于科举功名。二十一岁时叔父病逝陇
    城任所,他才结束游走各地之生活,扶柩返回忻州原籍。二十五岁那年,蒙古兵南下,家乡秀容受到兵火蹂躏,其兄惨遭杀害。他和家人只得远离家乡,避乱于河南。在此期间,写下不少描述战乱及抒发悲愤之诗作,引起礼部尚书﹑本身亦为著名诗人的赵秉文之青睐,推崇他的《琴台》、《箕山》诗:「少陵以来无此作。」于是元好问之声名大噪。


    金宣宗兴定五年(西元一二二一年),中进士,三年后在赵秉文﹑杨云翼之力劝之下应选宏辞科,从此展开仕宦生涯。先后做过权国史院编修﹑镇平(今河南镇平)﹑内乡(今河南内乡)﹑南阳(今河南南阳)等地县令。金哀宗开兴元年(西元一二三二年)官至尚书省左都司事。是年蒙古兵攻陷汴京,哀宗出亡,元好问身陷危城,备尝艰辛,次年自立为郑王的崔立投降蒙古,天兴三年(西元一二三四年)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元好问四十五岁。元好问自此不仕,返回故乡秀容,发愤著述,倾全力于金朝史料之编纂。他鉴于金朝之史实不可湮灭,曾编着《壬辰杂编》,又鉴于中州诗人作品若不辑录,将随兵火而毁亡,于是发愤编成《中州集》十卷,采录二百四十九家诗人作品。此书不但被脱脱编写《金史》所采用,后来清人郭元釪编《全金诗》也以此书为蓝本。就连清人钱谦益《列朝诗集》,也是仿效《中州集》之体例编成。


    他为了编着金朝国史,曾奔走河南河北各地,采集金朝君臣言行事迹,完成稿本百余万言,后来《金史》虽未写成,他收集之史料,却成为元朝脱脱修《金史》最主要之根据。元好问在史学与文学之著作外,也乐于奖掖后进。元朝著名的文人郝经﹑王恽﹑许楫,都出自门下,刘因﹑吴澄,更是深受影响的私淑弟子。

    贰‧元好问之创作成就

    元好问以诗文崛起于金朝,在十三世纪初期成为北方文坛的代表人物。关于他的创作成就,《金史‧文艺传》云:
    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
    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注一)
    元‧杜仁杰在中统本《文集‧后序》云:
    今观其文集,又是天生炉,比古人转身处,更觉省力。不使奇字,新
    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
    其难。(注二)


    就各体文章来说,他的碑铭文字,绳尺严密,雄奇自肆,钱基博在《韩愈志》之中,认为可以直追韩愈。元好问身遭亡国之恨,隐忍蕴蓄所发的文章,悲歌慷慨,有、《诗》人伤周,《骚》人哀郢」之遗意。他的叙记文字,简约朴直,情致深厚,许多宝贵之文学批评观点,都散见其间。


    元好问的诗歌作品,数量甚多,约一千三百六十余首,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仕金时期为第一阶段,此时的诗歌,崇尚风华,不脱才子习气。金亡之后,为第二个阶段,此时的诗风大变,悲壮苍凉,有「亡国之音哀以思」之慨。元好问的诗歌取材,深受时事之影响,因此相当程度地反映了金元之际的史实。他的诗,和杜甫一般,可以从中考察政治和社会变动之风貌。像《岐阳三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雁门道中书所见》、《续小娘歌》,都是典型的例子。像「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之类的名句,都是只用白描的手法,就把战争的惨烈「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描写得怵目惊心。他的写景诗﹑纪游诗﹑抒情诗甚至应酬之作,都有情真语切的特色。此外,元好问还有一百八十余首题画诗,或直写画中景物﹑或记述画题故事﹑或借景物抒境遇﹑或借题画发时议﹑或兼论画家画技,都能作到「以诗意发挥画意,以诗境开扩画境」的最高境界。


    如果分从各体诗歌来考察,他的五古作品「高古沉郁」(《金史‧文艺传》),
    「以五言雅为正」(注三)(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除了对杜诗和苏诗下了极深功夫之外,,陶潜﹑柳宗元的五言古诗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七古作品,「构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注四)(赵翼《瓯北诗话》),至于长短句杂言,更是极尽夭矫变化之能事。至于他的五七言近体诗,更是人所共喻。其沉郁悲凉,自成声调的诗格,完全在七言律诗中表现无遗。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就曾提及清干嘉时期许多诗人都有元好问七律的风格,其中尤以郑孝胥的成就最大。此外,他有八十几首乐府诗,大都「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遗山先生墓铭》)论才调﹑论笔力,几乎可以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新题乐府相匹敌。


    元好问诗文作品的整体成就,受到后人极高的评价。元‧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云:
    当德陵之末,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
    黄氏‧‧‧汴粱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三十
    年。(注五)
    清‧施国祁《遗山诗集笺注‧例言》云:
    遗山先生诗文大家,杰出金季,为一代后劲。上接杜韩,中揖欧苏,下
    开虞宋,其精光浩气,有决不可磨灭者,是以历朝传刻不绝。(注六)


    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更以为:「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注七)当然,也有一些诗评家从另外的角度批评元好问,例如:清‧赵翼《瓯北诗话》云:
    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然正惟才不
    大,书不多,而专以精思锐笔洗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
    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直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
    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注八)


    总而言之,当金朝诗坛仍无法摆脱夸多斗靡﹑苦吟雕琢,及抄书用典之风气,元好问却以独特之才学﹑气质与时地背景,发为「兴象深远,风格遒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作品,独踞诗坛,扭转沉滞,使他不仅成为金朝文学的宗匠,即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杰出之诗人。

    参‧元好问之文论要旨

    元好问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相当明确的文学创作观点,《论诗三十首》固是代表性的诗学著作,在《杨叔能小亨集序》、《陶然集诗引》、《杜诗学引》、《东坡诗雅引》也充分显示了他的文论祈向。兹分三点说明:


    (一)在《杨叔能小亨集序》中,元好问提出「文贵真实」之主张。他认为「诗
    」、「文」同属使用语言为媒介之产物,因此,「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也。」以记述为主者称为「文」,以吟咏情性为主者称为「诗」。而唐诗所以在《三百篇》之后犹能显现特异姿彩,原因在于「知本」,而所谓「本」者,就是「诚」,用当今之观念来理解,就是「真实」。他认为诗歌之创作历程是「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真实之情感自诗人之心灵发出,基于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必能感染他人;以真实之情感完成之诗篇,自然也能传诸久远。因此在《杨叔能小亨集序》中他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
    美教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注九)


    他认为唐诗最能「知本」,学者当引为「指归」。唐诗最富于「温柔敦厚」风格以及「含蓄不露」之技巧。唐代诗人「忧幽憔悴,寒饥困惫,一寓于诗;而其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者,故在也。」就算是对现实不满,在诗中表达伤谗嫉恶的不平之气,也能「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词愈缓。」因此元好问对唐诗深致赞叹之意。为了「知本」,达到温柔敦厚之要求,他说:
    初予学诗,以数十条自警,云:无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无
    阿媕﹑无傅会﹑无笼络﹑无衔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圣贤癫﹑
    无为妾妇妒﹑无为雠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鲸卒
    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
    无为市娼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菟园册》﹑无为算
    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
    无为端人正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诗其庶几乎?(注十)
    当然这数十条用以自警之戒律,可能会限制诗人之思想内容,元好问如此条列清规,也强烈反映了他对雅正风格和温柔敦厚诗教之向往。


    (二)在《陶然集诗引》中,元好问曾就诗歌创作应该超越雕琢,达到平淡自然提出看法。他认为上古时代许多脍炙人口之诗篇皆出于「小夫贱妇肆口而成」。举例来说,像《诗经》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等句,都是著名的例子。可是今人若照章模拟,却只是污染简牍而已,原因何在?元好问认为是「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时代环境既已改变,自不能一味复古,诚如元好问所言:「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于规矩稕准绳为难。」(《陶然集诗引》)经过南宋以来,江西诗社力求雕琢,到了金朝大概都以「脱弃凡近,澡雪尘翳」、「笼络今古,移夺造化为工。」而以「钝滞僻涩﹑浅陋浮躁﹑狂纵淫靡﹑诡诞琐碎为病。」但是元好问虽肯定杜甫﹑贯休﹑王安石等人对诗歌字斟句琢的甘苦谈,却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并不在这些文字技巧之上。他说:
    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
    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南海以后,皆不烦绳削而
    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
    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为,情性之外,不
    知有文字云耳。(注十一)
    在这一段话中,元好问认为杜甫﹑白居易﹑苏轼诸家诗艺皆能超越文字技巧,
    达到出神入化之境界,这种境界与佛教禅宗不立文字之境界同其奥妙,而文末
    「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正指这种创作的化境。


    (三)以杜甫﹑苏轼为学习对象。在《杜诗学引》一文中,指出唐以来注解杜诗者六七十家,发明奥隐者不可谓之无功,但是,旁引曲证,反成芜累者亦复
    不少。他指出杜诗之妙,妙在于「学至于无学。」在《杜诗学引》一文中说:
    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
    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
    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
    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注十二)


    虽然杜诗的风格如此多样,杜诗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富,但是这一切得之于传统的诗材,都已经过杜甫的融合浑化,成为自己作品的血肉。元好问以药物为喻,加以说明:
    夫金屑丹砂﹑芝朮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
    之玄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朮参桂而名者。故谓
    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
    事,有着盐水中之喻,固善矣。(注十三)


    可知杜甫选择性地接受前代文学遗产,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并且扬弃糟粕,推陈出新,因此,能开创出令人眩目之文学成果,达到神乎其技的创作境界。至于苏轼,元好问以为:「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注十四)(《新轩乐府引》)又说:「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新轩乐府引》)又说:「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止,诚亦陶柳之亚也。」(《东坡诗雅引》)(注十五)苏轼胸襟超旷,有若洪炉,金银锡铅,皆归镕铸,但总是出以无穷清新真醇之面目。杜甫以学赡见长,苏轼以才雄见长,二者同臻于「学至于无学」之境地,因此成为元好问崇仰及学习之对象。

    肆‧《论诗三十首》绝句之析释

    《论诗三十首》绝句是元好问最有系统之论诗著作,自注:「丁丑岁三乡作。」据清‧施国祈《元遗山全集年谱》及清翁方纲《石洲诗话》所载,是在金宣宗兴定元年(西元一二一七年)作。按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七云:
    金宣宗兴定元年丁丑,先生年二十八岁。自贞佑三年乙亥,蒙古兵入金
    燕都,四年丙子,先生自秀容避乱河南,至是岁寓居三乡,在其登第之
    前四年。(注十六)。


    因此为青年时期之作品。以绝句形式论诗,自来都推杜甫《戏为六绝句》为嚆矢,其后李义山《漫成五章》﹑苏东坡《次韵孔毅父》﹑戴复古(石屏)《论诗七绝十首》﹑韩驹﹑吴可的《学诗诗》都是著名的论诗绝句。元好问之后,当推清代王士祯(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比较富于文学价值和理论意义(注十七)。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承继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诗学观点,以彰显「正体」为经,以评论历代诗人为纬,交织成篇。全诗涉及的时代自汉开始,历经魏﹑晋﹑刘宋﹑北魏﹑齐﹑梁﹑唐﹑宋八个朝代,涉论之作家,始于曹植,终于南宋陈师道(后山)。正面讨论其诗者二十五人,分别是曹植﹑刘桢﹑张华﹑阮籍﹑刘琨﹑陶潜﹑谢灵运﹑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卢同﹑孟郊﹑李商隐﹑温庭筠﹑欧阳修﹑梅圣俞﹑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无己﹑后山)。附论其诗者一人,是王安石。附论其论诗意见者一人,是元稹。借其文以论其诗者两人,是潘岳﹑陆机。借其言论以论诗者二人,分别是元结﹑陆龟蒙。借其所论之诗句以论诗者两人,分别是王敦﹑斛律金。借其人品以论诗者一人,是华歆。总共涉及三十四人。全诗对这批作家采取分论﹑合论﹑或互见之体例来论述。而且针对他们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份量高低而有轻重祥略之别(注十八)。虽然元好问在行文之间并未严格遵守时时代之秩序,整体看来,还是完整表现了古代诗歌发展览轮廓。以下即逐首试为析释: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之一)


    按前半两句谓:自汉魏迄今,诗体繁多,究竟谁是正体,谁是伪体,始终无人细加评论。后半二句谓:不知谁为凿通山川之巨手,能暂时判分诗坛之清浊。这是全诗之总起,以下所论,正为疏凿之内容。由诗意看来,元好问不但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而且表明全诗之目的在彰显诗之正体,别裁诗之伪体。诗之正体,渊源甚远,就中国之诗歌源流言,《诗经》当为一切正体之源头。而元好问所论,则自汉﹑魏起。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之二)


    按《诗品》序尝谓:「曹刘殆文章之圣。」这是元好问论诗由曹植﹑刘桢起的原因。《诗品》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论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故本诗前半两句谓曹植﹑刘桢坐啸诗坛,虎虎生风,四海之内众多俊才,竟无人能与相敌。后半两句谓:西晋永嘉时期,担任并州刺史的刘琨(越石),犹有汉魏风骨,可惜生之太晚,未能并列建安诗坛,和曹刘一起横槊赋诗。刘琨诗「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不但同为北人,其诗风且与元好问十分接近,因此得到元好问之推崇,可知他论诗以气骨为宗旨,赏识雄伟刚健之诗风。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之三)


    本诗元好问〈自注〉曰:「钟嵘评张华诗,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可知是借《诗品》之论见出发。在元好问观念中,晋初之诗格高出齐﹑梁。故前半两句认为:建安诗坛之流风余韵,在晋朝仍留存甚多,以王敦为例即可概见晋人之壮怀。据《晋书‧王敦传》所载,王敦酒后好以如意敲击唾壶为节,吟咏曹操之乐府,往往击缺壶口。后半两句谓:张华之诗,往往巧用文字,托兴不高,似乎缺乏风云之气。然而,持其诗与晚唐时温庭筠﹑李商隐言情之作相比,又将为之奈何?虽然本诗为张华开脱,其实仍旧主张作诗不宜「风云气少,儿女情多。」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之四)


    本诗元好问〈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在〈继愚轩和党承旨诗〉末章云:「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可知元氏激赏陶渊明。萧统〈陶集序〉谓渊明:「语事理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钟嵘《诗品》谓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苏轼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故元好问指出陶诗谓诗语自然却万古常新,繁华落尽而显现真淳。陶渊明之胸怀朗若白日,俨然羲皇上人。渊明的诗风如此真淳自然,虽生于晋朝,无伤其为淑世之人。本诗意在表彰陶诗之自然真淳,显示元好问以「气骨」为正体之外,亦以「天然」为正体。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之五)


    按《诗品》谓阮籍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宋‧严羽《沧浪诗话》:「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气骨。」本诗前半则指出诗人之所以用俶诡之诗笔,寄寓渊放之情怀。实因为已无其他东西能够浇平胸中之块垒。后半两句谓:以晋人之诗才来说,被世人视为狂诞的阮籍,实际并不狂。只是这种真况谁能领会?阮籍之作风,一如黄庭坚(山谷)诗句所示:「面对横在面前之大江,纵声大笑。」只不过以傲视万物的姿态发为旷放的吟咏而已。这是论「旷放」的诗风,和「气骨」、「天然」同为元好问最欣赏的正体。阮籍处身乱世,为保全性命,故作狂诞,逾越礼教,他的诗俶诡不羁,兴寄无端,其实是寄托无限的沉痛和难言的志节在其中。因此,阮籍的「旷放」,与曹刘的「气骨」,有其内在的共通性,皆为真情之流露。
    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之六)


    按扬雄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遗憾的是心声心画常常失真,因此,仅看表现于外的文章,岂能论断作者真实的人格?后半两句指出晋人潘岳(安仁)当年写的《闲居赋》,显现高逸的情操,足以名垂千古;谁能相信他为了求官,见到贾谧出门,竟望着路尘而屈膝下拜呢?此诗主要在讥讽潘岳文行不一,并指出文章本于性情,性情之真假,直接影响到文章品致之高低。此与《文心雕龙‧情采篇》云:「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所言,相互印证。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之七)


    按前半两句谓:汉魏歌谣中那种慷慨任气之风格,到了六朝已经断绝不传,只有北齐斛律金所唱之《敕勒歌》犹有此风。后半两句谓:大概是中原地区万古以来之英雄气慨,也传到阴山的敕勒川。本诗提及之《敕勒歌》原文如下:「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敕勒族旧有之歌谣,极为豪莽。本诗举一实例,用以说明北朝文学的特质。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论》曾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显然元好问赞赏北方文学之主于气质住豪壮,意在对照南方文学之流宕绮靡。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之八)


    按《新唐书》卷壹○七〈陈子昂传〉云:「唐初,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此为全诗之所本。元好问于唐初诗人,仅推崇陈子昂。此因沈佺期﹑宋之问纵横驰骋于诗坛,犹不能湔除齐﹑梁绮靡之风。必待陈子昂承接六代风会,绍继传统,独开新途,始振起一代诗风。故后半两句谓:若论唐诗恢复正体之功劳,应依句践平吴为范蠡铸像之往例,也为陈子昂铸一座黄金塑像,以表彰他追复汉魏风骨之功。本诗指出六朝绮靡之诗风,至唐初仍然存在,始变绮靡,恢复汉魏风骨,当推陈子昂。
    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
    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之九)


    按前半两句谓:缀辞行文,斗靡夸多,徒增阅览之劳。以潘岳﹑陆机相较,陆机之文章,犹有较潘岳冗芜之遗憾。后半两句谓:诗文为心灵之声音,但能完整传述心意,目的已达。倘如布谷鸟之澜翻啼叫,岂有何难?《世说新语‧文学》云:「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此当为本诗之所本。然全诗之主眼并不在比较潘﹑陆之诗文,而是就潘﹑陆以针砭晋﹑宋诸家诗文之斗靡夸多。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之十)


    按唐‧元稹于〈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之中,对杜甫诗之铺陈,排比﹑词气﹑风调﹑属对,深致赞叹之意。元好问则谓:铺陈终始,排比声律,但为诗歌创作之一途而已,推许杜甫,若局限于此,则其藩篱未免太窄。后半两句指出:杜甫自有旷世无匹之连城璧,怎奈元稹识见短浅,只识其中之碔砆?杜诗之奥妙,元好问在《杜诗学引》已有说明,此诗重申杜诗为诗中之集大成,要妙难言,即如元稹,亦不能识。继前诗针砭晋﹑宋诸家之「斗靡夸多」,本诗又间接指斥「排比铺张」。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之十一)


    前半两句谓:眼目所及,必生心象,就此心象以文句表达,自能传神。若未亲临其境,只是暗中摸索,总是无法写真。清人查初白所谓:「见得真,方道得出。」正是此意。后半两句谓:杜甫在长安,秦川景物尽入题咏,真切入神,恰似张张摩写出来的《秦川图》,只是,像杜甫这样亲到长安,身历其境,刻划写真的诗人,古来能有几人。本诗指出诗歌写作,贵在身临其境,亲自体验,方能传神写真。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十二)


    按前半两句谓:望帝的春心,托附在杜鹃鸟的悲鸣中;佳人的锦瑟,激起对逝去年华的怅惘。后半两句谓:晚唐诗人李商隐诗旨的难以明了,大体与此相类。而诗家总是喜爱西昆之美好,唯独遗憾的是无人像郑玄笺注《毛诗》般,一一阐述他的义旨。按所谓「西昆」,众说纷云。宋‧刘攽《中山诗话》云:「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宋‧释惠洪《冷斋夜话》云:「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辟晦,时号西昆体。」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本诗似乎沿袭释惠洪《冷斋夜话》之观点,视李商隐诗为「西昆体」,然其所论之重心,在李商隐诗「用事深僻」,以致「诗意晦涩」也。
    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庐。
    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之十三)


    玉川庐指中唐诗人卢同。其诗以鬼怪趋险见称于后世。就元好问〈小亨集序〉来看,元氏对于鬼怪一派,必然深恶痛绝。因此前半两句指出:自古以来,诗文创作皆有正当途径,谁像卢同那样,恣意运笔,险怪作诗呢?后半两句谓:正规的诗像楷书,往往不能让今人看入眼;别寻险径的怪诗,好比小孩涂鸦,有时反而受到世人之激赏。本诗旨在斥责卢同诗,别寻险径﹑刻意鬼怪,实非诗之正途,不足为训。
    出处殊途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
    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之十四)


    按前半谓:人的出处进退,有种种不同,大抵听凭个性所安。幽居山林的人,那能贱视廊庙里的衣冠士呢?后半两句谓:华歆见到片金,掷去不取,随即受到时人的尊重,其实不过伪装清高,以便求官觅侯。而那些崇敬华歆清高的人,结果都被自己的双眼所瞒骗。诗文之伪饰,正与此相类。这是对刻意作伪之指责。前论潘岳之「言行不符」,此则更进一步论「刻意作伪」之失,拈出华歆之故事,目的不在批判华歆之人品,而是借此说明诗歌创作不能作伪。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之十五)


    按前半两句谓:李白诗笔洒落,境格旷远,正如其诗所示:「好比银河洒落九天。」何尝作过「饭颗山前」讥诮杜甫之劣诗?后半两句谓:世间还有一些东抹西涂的论者,批评李白在中原扰扰之际,欲借永王璘之力量以建奇功。这又一种书生功利之见,诬枉像鲁仲连这一流的高士。本诗评论李白诗境格旷远。世俗失察,竟以不实之作相诬,书生功利之见相枉。
    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
    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之十六)


    按前半两句谓:自古抒哀伤之情,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写苦境之作,亦若灯前山鬼之落泪。实因哀苦易于撼动人心,比较讨好。此盖针对晚唐李贺所作之评论。后半两句谓:像太湖春景的朗丽,就鲜少有人能写得好,只有李白:「岸夹桃花锦浪生」,堪称古今独步。此又进一步引李白诗为例,暗示李贺「幽冷哀激」之诗格,不及李白之「高华俊伟」也。
    切响浮声发巧深,研磨虽苦果何心;
    浪翁《水乐》无宫征,自是云山《韶》、《濩》音。(之十七)


    按前半两句谓:沈约「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之说,的确深入发掘诗歌声律的奥秘
    ,其研究创发之工夫,固然应予肯定,但是,这种人为声律果真值得用心吗?后半两句谓:试看唐‧元结《水乐说》:本无宫征之音响,却也自成云山间自然的雅乐。这是元好问反对人为声律之主张,因为他论诗主天然,诗歌中本有天然的声调,比起人为刻意之声律,更为可贵。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之十八)


    按前半两句谓:孟郊喜欢以穷困愁苦作为诗歌题材,至死如此。处身在高天厚地之间,却自囿于苦吟,不啻诗中囚徒。后半两句谓:试看韩愈自潮州还朝后之文章,与江山同其不朽。韩孟相比,韩愈应居陈元龙高卧的百尺楼上,高下岂可同日而语?本诗指出韩﹑孟虽齐名,孟郊之穷愁实不堪与韩愈雄奇相提并论。
    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何如。
    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之十九)


    按本诗前半谓:万古以来,不知多少高士幽居涧阿,未能显扬于世。其一生的孤愤,如何抒解?唐代诗人陆龟蒙〈自遣诗〉云:「无多药圃在南荣,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随春草斗输赢。」曾以名品药草和一般青草作喻,谓稚子不知珍惜,恐将明品药草持与一般春草共斗输赢。后半二句惋惜无人告知陆龟蒙:诗之品秩何独不然?高低之比较,能有几多差别?亦惟务实略名而已。本诗指出诗名之高下,无关乎诗之实质。如陶诗不为六朝人所贵,却大重于后代,即为实真名虚之例证。是以高人才士,励品为诗,应以实质为重,无须措意于声名品秩之高低。
    谢客风容动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之二十)


    元好问自注:「柳子厚,宋之谢灵运。」前半两句谓:谢诗之风神,映照古今。渊源于谢灵运之诗人很多,然而谁能比柳宗元所得更为深切呢?以柳诗接谢诗,清人查初白誉为「千古特识。」又谢灵运〈斋中读书诗〉前四句云:「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最能突显谢客之心境。而柳宗元自王叔文党失势,贬邰州﹑永州﹑柳州,窜逐荒疠,自放山泽,悲恻抑郁,一寓于山水诗文。其寂寞不遇,实与谢灵运相同。故后半两句谓:柳诗正如拂动朱弦的瑟,一唱三叹的遗音仿佛犹在。这种冷寂的诗境,正象征谢灵运当年的心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无复见前贤。
    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之二十一)


    按前半两句谓:作诗若窘束步履,一仍旧贯,至死不敢超越,就如后世的唱之作,见识不到前贤作诗的真性情。后半两句谓:作诗应秉持凌云之笔自创新格,若只能俯仰步趋,那也未免太可怜了。本诗指出诗人应自创新格,不当窘步因袭。都穆《南濠诗话》云:「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山谷云:诗文惟不造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谓今人之诗惟务应酬,无怪其语之不工。」古人和诗,初不拘体制,后有「用其韵」,「次其韵」,雕镂过甚,扭曲性情,毫无情趣可言。由此可知,本诗旨在讥议宋人唱之风。皮述民先生另有一说,认为是论宋初西昆馆阁诸公。(注十九)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纔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知是谁?(之二十二)


    按前半两句谓:诗歌写作之出奇变化,往往是在似乎无奇可变之处,竟然更出奇笔。这种状况有若波涛流动,一波才动,万波腾涌。后半两句谓:从过去历史来看,只知诗歌发展报到苏轼﹑黄庭坚,变化之妙,已臻极致,后世随风而靡,变本加厉,驯致如沧海之横流。始作俑者,岂非苏黄?本诗是论诗歌出奇变化之妙,至苏黄已臻极致;末流无此才调,效其放逸,不免逾矩。
    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之二十三)


    按前半两句谓:正如乡曲之学,虚诞不实;小家珍说,往往欺人。以俳谐的态度﹑怒骂的口吻作诗,难道适宜?以俳谐作诗,杜甫﹑李商隐﹑苏轼皆所不免。《沧浪诗话》尝云:「学诗先去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又论进代诸公诗云:「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可见宋人不乏俳谐怒骂之作。后半两句谓:当代却不乏如此写诗者,难怪会取笑古人迂拙,认为古人除了雅言之外,其他一概不知。则进一步指出当代不辨古雅,步趋俚俗之失。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之二十四)


    按前半径引秦观(少游)《春日》诗原句。元好问〈拟栩先生王中立传〉云:「予从先生学,问作诗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按:应作〈春日诗〉,下同)。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也。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则好问此论袭自王中立。本诗指摘秦观纤巧靡弱之作,与韩愈豪雄奇崛之作相比,简直是女子诗。前面已指出张华之风云气少,温﹑李之儿女情多,至秦观之纤巧靡弱,真可谓每下愈况,故悬为诗家之大戒。
    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
    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春风怨兔葵。(之二十五)


    此针对刘禹锡两首题咏玄都观桃花之作而发。按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对此,元好问的评论是:战乱之后的玄都观,已失旧有的规模,刘氏题咏的看花诗虽在,却只能抒发官场后进皆已贵显之悲怨。又刘禹锡大和二年又作〈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对此,元好问的评论是:刘禹锡自己也是一个人间过客,却昧于代谢之理,重游玄都观发现已无桃树,只有兔葵等物摇曳于春风之时,他二度题咏,则是枉向春风怨刺兔葵了。从整体诗意来看,元好问旨在提出:「怨刺之作要切当事理,不可漫无限制」的看法。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
    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之二十六)


    苏轼才雄气逸,胸襟超旷,所作若不经意而出,而淳洁精真,兼备众长。元好问以为:苏轼之作,有如金入洪炉,冶炼不厌其繁,精真方止,不允纤尘污染,故能如是。后半两句谓:苏诗取材极博,不免变眩百怪。苏门弟子,果有忠直之臣,岂肯听任东坡百态俱备,万古常新,却无一人能嫡传光大。按苏门之中,无论是张耒﹑晁补之﹑秦观﹑黄庭坚号「苏门四学士」;或合陈与义﹑晁冲之为「苏门六学士」,皆本其才学体性,各擅所长,终与苏诗不尽相类。因此,本诗论及苏轼及苏门弟子,谓苏诗如百炼纯金,备俱众美,门下难以绍继。
    百年纔觉古风回,元佑诸人次第来。
    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之二十七)


    诗谓宋初诗坛沉溺于「西昆体」,渐失本真;百年之后,始觉醒而回复古风;于是元佑诸家次第兴起,这是欧阳修﹑梅尧臣倡始的功劳。按欧阳修作诗步武韩愈,以气格为主,善用古文章法,气格情韵,皆有足观。梅尧臣覃思精微,深远闲淡,自成一家。就诗论诗,欧梅具为古雅正体,不可轻废。而王安石诗用意深切,律度精严。虽健拔有奇气,然至暮年方妙。欧﹑王同为宋代庆历以后之大家,然元好问似较拥欧,故后半两句谓:后人讳学王诗犹可理解,何以欧﹑梅一并毁废呢?本诗指出欧﹑梅恢复古雅之正体,为苏﹑黄之前导,其功不可抹杀。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之二十八)


    按前半两句谓江西派之诗作,论古雅难谓与杜甫相近,论精纯又全失李商隐之精真。玩诗意,乃以「古雅」称颂杜甫;以「精纯」称颂李商隐。而江西诗社中人已难望其项背。故后半两句谓:论诗至此,宁对黄庭坚下拜,亦不愿作江西社中人。按江西诗派是宋朝南渡之后的大宗派,以上追古雅力避凡近为主要目标。但因承继黄庭坚奇崛拗劲之诗格,运用夺胎换骨之手法,刻意于字句之奇,隶事用典之巧。于是人工过深,雕损天趣,尽失古雅精真,此乃元好问批判江西诗社的原因。但是黄庭坚诗源自杜﹑韩,别创奇崛之诗格,于诗仍为正体,故元好问愿意下拜,以示崇敬。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之二十九)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之名句。描写春意骀荡,却不假绳削,自然成文。此五字虽经万古千秋,仍然光景常新,故元好问特地征引,称许一番。然而谢灵运之作风,其实十分重视雕镂,《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正可一字不易,移以论谢。至宋代,陈师道作诗重视人巧,浑忘天然。尤其卧思呻吟,闭门觅句,被后世引为趣谈。其为诗之刻意,与谢灵运实有若干相似之处。因此后半两句谓:假使陈师道起死回生,一定要传话给他:闭门觅句的苦吟,对于诗道毫无助益,可怜他只是徒耗精神。元好问论诗主自然,故以谢灵运清新自然之诗句相对照,彰显陈师道之缺失。
    撼树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较短长。(之三十)


    前半两句谓:评论古人诗作优劣得失,犹如蜉想要撼动一棵大树,自觉十分狂妄。原因总是书生技痒,喜欢论量高下。按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可见元好问用韩诗,自嘲猖狂。后半两句谓:等到老死之后,或许留下千首诗歌,则不知将由何人校论短长。本诗是全篇总结,以为自作亦将为后人所论量。

    伍‧《论诗三十首》绝句之文学批评

    一‧「正体」与「伪体」之判分

    在《论诗三十首》第一首,元好问提出「正体」一词,又以诗体的「疏凿手」自居,可知他不但承袭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以诗论诗之形式,也实践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诗学观点。从《论诗三十首》整体来考察,他确实作到诗歌「正体」的疏凿判分之工作。其所谓「正体」有三:一是开始于建安时代的曹植「刘祯,强调「气骨兴寄」的传统。从他论及的诗人来看,晋代张华﹑刘琨﹑阮籍﹑唐代的陈子昂﹑杜甫之作,皆属于此一系统。另一是从晋朝陶潜开始强调「天然」的传统,从他所论及的诗人来看,南朝谢灵运﹑唐代李白﹑柳宗元都属于此一传统。另外,元好问认为杜甫是集大成的诗人,自是正体。而由杜甫所开出的「奇变」的传统,也是正体,唐代韩愈﹑宋代苏轼﹑黄庭坚的作品都属于此一系统。
    至于元好问心目中所谓「伪体」,则采列举之方式。例如:晋‧潘岳的「文行不一」﹑陆机的「斗靡夸多」﹑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的「不废齐梁绮靡之风」﹑晚唐李商隐的「用事深僻,流于晦涩」﹑唐‧卢同的「别寻险径,流于鬼怪」﹑唐「孟郊的「穷愁苦吟」﹑唐‧陆龟蒙的「重名轻实」﹑宋‧秦观的「纤巧柔靡」﹑宋‧陈师道的「闭门觅句」﹑以及南宋江西诗派的「尽失古雅精真」都是属于伪体。

    二‧崇尚雄浑健劲之风格与真淳自然的美感

    在《论诗三十首》第一首,元好问在叙及魏代曹植﹑刘祯的独尊地位之后,对「善叙丧乱」的晋朝诗人刘琨出生太晚﹑未能比肩建安诗坛表示惋惜。在第三首,引王敦醉后击唾壶咏曹操古风为例,说明汉魏风骨,尚存在于晋朝文士。第七首拈出北齐斛律金所唱《敕勒歌》,说明中州慷慨激昂的英雄气,也广泛传布北方。在第八首,提到唐代陈子昂始变初唐绮靡诗风,追复汉魏风骨,甚至建议为陈子昂铸一尊黄金塑像。从元好问征引的诗人与诗歌,可知他崇尚的是雄浑健劲之风格。
    再看第四首,揭示了晋代陶潜诗风的自然真淳之后,称道:「陶潜虽生于晋朝,却无伤于其为叔世之人。」在第十五首,说李白下笔如「银河落九天」,第十六首又说李白也善写「朗丽高华」的景致。在第五首,说阮籍以纵横不羁之诗笔,寄托高远之情志,其实并不「狂诞」。第二十首自注说:「柳子厚是宋之谢灵运。」说柳宗元诗简淡幽深之神境是渊源于南朝的谢灵运。由以上之诗人与诗例,显示元好问对于表现「自然真淳」、「旷放高华」或「简淡幽深」之美,也十分向往。

    三‧对历代诗人作成恰如其分的批评

    《论诗三十首》绝句凌跨八代,论及三十四位诗人,不论是正面价值之肯定,或负面病疵之指摘,都显现相当程度的客观性。先就唐代诗人来说,元好问指出:晋代诗人张华已被认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揆诸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侧词艳曲,岂不愈于张华?再看宋代秦观的某些诗句,他的作品简直柔靡得像是「女郎诗」。
    再如唐代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对杜诗「铺陈终始,排比声律」大加赞扬,元好问则加以纠正,认为杜诗兼俱众美,成就远不止于此。而讥以:「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再如批评孟郊的穷愁苦吟,至死不休,是一个局促在高天厚地之的「诗囚」。再如批评卢同的险怪之作是「鬼画符」。提到刘禹锡《看花诗》和《再游玄都观》等作品不能了然于人事代谢,却漫加讥刺,因此,批评刘禹锡为:「枉向春风怨兔葵」,都是立场鲜明,一针见血之批评。
    再看元好问对宋代诗人之批评。在第十二首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可知元好问是把李商隐诗当作「西昆体」。但是,元好问对宋初西昆体的态度究竟如何?皮述民曾有一个颇富创意之看法。他认为第二十一首就是论宋初之西昆体的。(注二十),宋初馆阁诸公,如杨亿﹑刘筠「钱惟演喜好唱和﹑次韵,还编成一部《西昆酬唱集》。因此,元好问以「窘步相仍死不前」、「俯仰随人亦可怜」等语加以讥评。
    在第二十八首说:「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又在第二十八首对陈师道作诗「闭门觅句」讥为「可怜无补费精神」可见元好问对江西诗派中人,素无好感。因为江西诗派钩章棘句的作风,既失古雅,又失精真,早已逾越诗歌奇变创新之规范。那么,元好问对黄庭坚的观感如何?在第二十二首说:「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可见元好问对苏黄的奇变创新持正面肯定态度,但也指出使后代的末流逾越奇变的规范,也肇自苏﹑黄。

    四‧强调真实传神之创作态度与自然谐和的声律

    元好问认为创作的历程是:「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已如前述。因此,他无法相信写过《闲居赋》的潘岳会为了求官,望着贾谧的路尘而拜。同样地,他对华歆伪装清高,以求令名也感叹「大是渠侬被眼谩」。他认为诗歌创作不应「斗靡夸多」(第九首)﹑不应「排比铺张」(第十首)﹑不应「深僻晦涩」(第十二首)﹑不应「穷愁苦吟」(第十八首)﹑不应「重名轻实」(第十九首)﹑不应「纤巧柔靡」(第二十四首)﹑更不应「曲学虚荒」、「徘谐怒骂」(第二十三首)。
    在第四首他说:「一语天然万古新」,在第二十六首他说:「肯让坡诗百态新」,在第二十九首他说:「万古千秋五字新」,可见他多次对创新的诗语﹑诗境申致赞叹之意,元好问论诗力主创新,不言可喻。在第十一首他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惟有向杜甫那样,亲到长安,才能随物赋形,穷形尽相,真实而传神地描绘出秦川景物。写诗固然应该像第二十六首所说:「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可是,也不应把研磨的功夫放在「浮声切响」的人工音律,而应追求像浪翁(元结)《水乐》般和谐的自然音律。

    陆‧结论

    元好问以短短三十首绝句,评论了历代重要的诗人,眼光锐利,立场鲜明,微阐幽,颇多慧见,因此,成为金源最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献。限于绝句体制,文字精简,对历代诗人之评骘,仅能一语中的,无法畅述源委。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绝句所持之批评观点,亦有不是元氏所首创者;吾国文学史上重要诗人,亦非网罗无遗。但因诗学批评,贵在判分流变 ;诠衡论量,贵在慧心妙悟。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绝句启迪后学,绵延诗统,功不可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地位确是十分崇高的。

    附注:

    注一:见元‧脱脱《金史》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六十四〈元德明传〉
    注二:见清‧施国祈《元遗山诗集笺注》〈序例〉引 台湾中华书局版四部备
    要本
    注三:见元‧郝经《遗山先生墓铭》 转引自曾永义编《元代文学批评资料汇
    编》上集第一○九页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六十七年九月
    注四:见清‧赵翼《瓯北诗话》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 木铎出版社 七十二
    年十二月
    注五:同注三
    注六:同注二
    注七:见清‧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 金枫出版有限公司版第一五四
    页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注八:同注四
    注九:见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序》 转引自林明德编《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
    编》第一七七页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六十八年一月
    注十:同注九
    注十一见元好问《陶然集诗引》 转引自林明德编《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第
    一八○至一八一页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六十八年一月
    注十二:见元好问《杜诗学引》 转引自林明德编《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第
    一七二页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六十八年一月
    注十三:同上
    注十四:见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转引自林明德编《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
    第一七八至一七九页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六十八年一月
    注十五:见元好问《东坡诗雅引》 转引自林明德编《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
    第一七三页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六十八年一月
    注十六:见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七》 《清诗话续编》第一四九五页 木
    铎出版社七十二年十二月
    注十七:参见王师礼卿《遗山论诗诠证》第三页 国立编译馆 中华丛书编审
    委员会 六十五年四月
    注十八:同上第十页
    注十九:见皮述民〈元好问论诗绝句析论〉南洋大学学报 第三期 五十八年
    注二十:同上

    主要参考文献:
    清‧施国祁撰《元遗山诗集笺注》 广文书局版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王师礼卿撰《遗山论诗诠证》 国立编译馆
    郭绍虞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 木铎出版社
    李长生撰《元好问研究》文史哲出版社
    郑靖时撰《金代文学批评研究》弘祥出版社
    林明德编《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 成文出版社
    朱传誉编《元好问传记资料》(全八册) 天一出版社
    贺新辉辑注《元好问诗词集》 中国展望出版社
    山西古典文学学会 元好问研究会编《元好问研究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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